三一重工的這種行為是否觸犯了法律，該不該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自有法律專家去探討。筆者想說的是，出現這樣的事情，一點也不奇怪，但是這并不代表筆者就支持三一重工這樣花重金 “公關”。正如部分網民認為的，這已是行業的潛規則，“不用賄賂拿項目、跑市場是不可能的，賄賂往往只是能爭到和別人站在起跑線的機會”，“如果三一有罪，全國所有的企業都有罪”。因此，從該事件來看，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面臨的生存環境，才是最值得我們關注和探討的。
筆者所說的生存環境主要指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政商關系。目前我們奉行的是重商主義，政府的身影無所不在。在這個環境中，企業要想生存、發展和壯大，不可能不跟政府及其官員打交道，即使企業躲政府，政府也會找上門來。因為政府決定了企業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政府也在直接、間接地控制資源，比如，政府的采購一直是個大單，這個單該給誰不給誰，要看企業和掌握政府采購大權的官員的“關系”。所以，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，必然要跟政府官員緊密結合成一種“非匿名”的政商關系。
企業面臨的政商環境的嚴峻，企業對政府“畢恭畢敬”的態度，從香港愛國實業家、前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遭遇的一件事上可見一斑。霍英東早年投資東莞南沙開發區，被當地一個鎮長長期刁難和要挾，不得不委曲求全，直到該鎮長因腐敗而下臺。當然，霍英東是個真正的愛國者，他不愿動用上層關系擺平這件事，但以霍的知名度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身份，地方政府都敢肆意妄為，何況一般企業?
回到三一重工，雖然“貴”為我國工程機械行業的龍頭老大，但它畢竟是民企，它要從市場攬到工程，不能不和中字頭及水泥行業客戶打交道，開展各種“公關”手段和活動。所以，網曝的三一重工分公司、經銷商總計申報客戶318家、470人，申報金額1385.5萬元，真實性應是很大的。其實，對三一這樣的年銷售額400多億元的企業而言，1385.5萬元的“公關”費用確實是“小菜一碟”，就連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也承認“過于小氣，獻丑了，對不起客戶”。只是，我們得看他獻了什么丑?
當然，三一在這兒“公關”的是市場和行業的其他企業，不是政府及其官員。但是，政府如果能夠做到廉潔自律，這些企業豈敢“被公關”?何況，中字頭企業都是一些準企業，通過“公關”政府可以“俘獲”他們。
在一個惡劣的政商生態中，政商紐帶雖然對特定的企業有利，但對整個企業尤其民營企業的成長卻構成了非常嚴重的障礙。有關調查顯示，有超過20%的企業認為公關負擔越來越重。對民營企業家來說，他們最關心的莫過于對私人財產權的保護，辛辛苦苦創業一輩子，如果哪路“菩薩”打點不到，極可能為企業惹來麻煩。這樣，勢必會使得民營企業家發展企業的信心和動力不足，從而造成企業行為的短期化。這是中國民企普遍長不大的一個深層原因。另一方面，也促使他們更多地把時間和精力放在經營和政府的關系上。
任何一個社會，包括法治完善的社會，都免不了政商勾結的存在。但三一重工的“公關費”說明，在一個政府權力過大、法治還未完善的社會，“公關”被異化的概率也要大得多，當然，風險也大得多，這種風險不僅來自于產權的被侵犯，也來自于事情一旦被曝光，企業形象的受損以及股價的下跌，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話，還有對整個市場造成的傷害。所以，要使得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健康發展，使得中國的市場環境清明，必須改變政府重商主義的發展取向，嚴格法治，約束政府，從制度和政策等方面放松對企業尤其是民企的不必要限制。
鄧聿文介紹：
鄧聿文，1968年生，江西人，法學碩士，記者和編輯，財經評論員。曾做過教師，并在多家新聞媒體工作，目前供職于中共中央黨校《學習時報》社。在《讀書》、《中國經濟時報》、《中國經營報》；《國際金融報》和《上海證券報》等發表過上百萬字的財經和時事評論及論文，其中《社會公正：改革的利益訴求》、《利益博弈，有限政府和多元社會的形成》和《新造神運動？》等在社會產生了一定影響。
筆者所說的生存環境主要指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政商關系。目前我們奉行的是重商主義，政府的身影無所不在。在這個環境中，企業要想生存、發展和壯大，不可能不跟政府及其官員打交道，即使企業躲政府，政府也會找上門來。因為政府決定了企業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政府也在直接、間接地控制資源，比如，政府的采購一直是個大單，這個單該給誰不給誰，要看企業和掌握政府采購大權的官員的“關系”。所以，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，必然要跟政府官員緊密結合成一種“非匿名”的政商關系。
企業面臨的政商環境的嚴峻，企業對政府“畢恭畢敬”的態度，從香港愛國實業家、前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遭遇的一件事上可見一斑。霍英東早年投資東莞南沙開發區，被當地一個鎮長長期刁難和要挾，不得不委曲求全，直到該鎮長因腐敗而下臺。當然，霍英東是個真正的愛國者，他不愿動用上層關系擺平這件事，但以霍的知名度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身份，地方政府都敢肆意妄為，何況一般企業?
回到三一重工，雖然“貴”為我國工程機械行業的龍頭老大，但它畢竟是民企，它要從市場攬到工程，不能不和中字頭及水泥行業客戶打交道，開展各種“公關”手段和活動。所以，網曝的三一重工分公司、經銷商總計申報客戶318家、470人，申報金額1385.5萬元，真實性應是很大的。其實，對三一這樣的年銷售額400多億元的企業而言，1385.5萬元的“公關”費用確實是“小菜一碟”，就連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也承認“過于小氣，獻丑了，對不起客戶”。只是，我們得看他獻了什么丑?
當然，三一在這兒“公關”的是市場和行業的其他企業，不是政府及其官員。但是，政府如果能夠做到廉潔自律，這些企業豈敢“被公關”?何況，中字頭企業都是一些準企業，通過“公關”政府可以“俘獲”他們。
在一個惡劣的政商生態中，政商紐帶雖然對特定的企業有利，但對整個企業尤其民營企業的成長卻構成了非常嚴重的障礙。有關調查顯示，有超過20%的企業認為公關負擔越來越重。對民營企業家來說，他們最關心的莫過于對私人財產權的保護，辛辛苦苦創業一輩子，如果哪路“菩薩”打點不到，極可能為企業惹來麻煩。這樣，勢必會使得民營企業家發展企業的信心和動力不足，從而造成企業行為的短期化。這是中國民企普遍長不大的一個深層原因。另一方面，也促使他們更多地把時間和精力放在經營和政府的關系上。
任何一個社會，包括法治完善的社會，都免不了政商勾結的存在。但三一重工的“公關費”說明，在一個政府權力過大、法治還未完善的社會，“公關”被異化的概率也要大得多，當然，風險也大得多，這種風險不僅來自于產權的被侵犯，也來自于事情一旦被曝光，企業形象的受損以及股價的下跌，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話，還有對整個市場造成的傷害。所以，要使得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健康發展，使得中國的市場環境清明，必須改變政府重商主義的發展取向，嚴格法治，約束政府，從制度和政策等方面放松對企業尤其是民企的不必要限制。
鄧聿文介紹：
鄧聿文，1968年生，江西人，法學碩士，記者和編輯，財經評論員。曾做過教師，并在多家新聞媒體工作，目前供職于中共中央黨校《學習時報》社。在《讀書》、《中國經濟時報》、《中國經營報》；《國際金融報》和《上海證券報》等發表過上百萬字的財經和時事評論及論文，其中《社會公正：改革的利益訴求》、《利益博弈，有限政府和多元社會的形成》和《新造神運動？》等在社會產生了一定影響。
